作为一个学科的政治学，是一座知识的大厦。中国政治学知识大厦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成效有赖于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知识生产中取得的成果。而中国政治学人共建中国政治学的分散性集体行动要取得良好的成效，又需要大家朝着一个明确的共同方向去努力。因此，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取向，就成为一个影响深远并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因中国现实的需要而提出并付诸行动。因此，生产并提供能够解释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有效知识，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基本取向。
一、政治学面临知识供给不足的困窘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问题，从根源上说，是由既有政治学的外在性引起的。“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经过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发展，到19 世纪后期，形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的政治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具体来说，“戊戌维新后，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开始逐步系统地传入中国。”赵宝煦曾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说过: “1898 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到1903 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
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以后，它的观念、理论等对中国在王朝国家终结后开启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国家构建中形成的政治架构以及使用的术语，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理论和逻辑体系、学术研究体系、学术话语体系也逐渐构建起来。“中国有体系独立的政治学从一开始时起，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
但是，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断了。“1949 年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大学，建立新大学。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砍掉。”1980 年中国政治学会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进程。中断了近30年的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今天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就是20 世纪80 年代政治学恢复和重建的产物。
由于长期中断而显得陌生的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在接续20 世纪50 年代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大量而广泛地将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在那样一个知识奇缺的年代，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几乎是被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了。“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今天中国的政治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中，为了回应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内容丰富的政治发展进程的要求，不同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都开展了富有特色的知识生产，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本土性知识。然而，这些新的知识生产基本上是在既有政治学框架和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较之于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来说，其数量也十分有限。因此，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整个知识结构、概念工具、理论逻辑、分析方法和预测方式等，都还属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形成的判断、观点和理论，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而形成的，大多被用来证明西方理论和判断的正确性。“中国学者习惯于探求中国与欧美不同之处，将此作为中国失败( 民主制度方面) 或者无能( 西方式的财政活动方面) 的表现。”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迅速而有成效的，不仅形成了完备学科分类，构成了宏大的知识体系，而且形成了庞大的专业人员队伍，取得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量的政治学人才，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快速地推进，经济、社会和政治全面而迅猛地发展，整个社会快速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整个国家在快速地崛起。在此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日多样和复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也牵涉到政治体制或直接转化成为了政治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政治学做出理性的回答，从而对政治学形成了强烈而持续的期待，既期待政治学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解释，也期待在此基础上寻找到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而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但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政治学的表现无法令人满意。
中国既有政治学无法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为现有的理论无法对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做出有效的解释。这样的问题不仅在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存在，而且在政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各个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些在解释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方面屡试不爽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时却往往捉襟见肘甚至四处碰壁。那些依据西方政治学原则和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批评，以及依据西方的原则和理论做出的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被中国稳定发展的现实所粉碎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在既有政治学中找不到相应理论和知识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普遍，更多的问题是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在既有政治学中能够找到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但这些理论和知识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透彻解释。许多的解释如走焦或失焦的照片无法清晰地反映对象一样，其给出的解释并不清晰甚至似是而非。如此这般的情形表明，既有政治学无法对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问题不在于知识数量的不足或某些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距离，或者说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
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政治学就是关于政治生活、政治过程的知识体系，大体上分成有关政治价值的部分和有关政治实践的部分。前者为有关政治生活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同时也涉及政治价值的提炼、论证和阐释，后者则为政治现象、政治机制形成的机理以及达成治目标的路径、方式、方法和方案等方面的内容。两方面的内容各有侧重，同时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是在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西方社会和政治演变过程的主观反映。公元前3 世纪，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根据希腊158 个城邦政治的经验事实写就了《政治学》，开了构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先河。此后，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学者和思想家，各自对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政治学知识又以不同的方式充实和丰富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这些知识受到了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和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整理和构建知识体系的影响，在民族国家基本预设的基础上对既有的概念、判断、观点和理论进行了归类、整理并实现了体系化，从而形成一个与其他学科并列的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个在西方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形成并作为对其经验和事实之概括和总结的知识体系深受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那些对整个知识体系具有奠基和支撑意义的概念，如主权、宪政、人权、自由、平等、公意、民主、法治等，都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的总结和概括，重视制度构建的基本倾向则是对民族国家构建中国家外部和内部冲击的回应。显然，这样的知识体系并不包含中国的经验，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且，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本身也不完美，也面临着无法解释的问题，更不用说其中包含着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先发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欧洲中心论导致的傲慢，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中国的偏见。
中国的政治学就整个知识体系来说，来自于西方政治学。这样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膜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此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但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因此，西方政治学在面对日渐凸显的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时候，尽管它能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中国问题方面提供方法、路径和启发，也能够将中国与西方具有共性的问题解释清楚，但却无法将中国的所有政治现象、政治问题都给出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在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找到答案，那些硬要用现有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去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努力最后都难以避免将中国现实问题扭曲的结果，有的人则陷入忠于经典理论最后却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迷思之中，甚至直接迷失于西方的理论之中。不仅如此，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某些知识和逻辑，还会对研究者的视野形成某种遮蔽，影响了对中国现象和问题的正确解释。从总体上看，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既无法圆满地解释中国成功的经验，也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无法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对各种凸显的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最终陷入整体性的知识供给不足的窘境，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知识短缺。
二、原创性本土知识生产是当务之急
今天中国的政治学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学科结构，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并不缺乏知识，缺乏的是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知识。而真正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知识，应该是在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知识。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缺乏的是本土性的知识。能够解释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本土性知识的缺乏，才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今天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基本取向，必然是加强本土性知识的生产，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
中国早在公元前21 世纪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古老的中国在自己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而且形成了丰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促使东方与西方发展趋同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之前，作为东方社会发展之典型形态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更是鲜明而突出。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对现实经验和事实之反映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现了历史上的人们对政治的独特体验和认知。中华文明的演变持续而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如西方历史那么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人们认识政治的方式也与西方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但却没有形成如西方政治学那般的多样性的认知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不过，中国的思想家们对现实政治的思考以及对现实问题做出的解释，却也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经验事实，并没有给历史上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实践形成障碍，总体上适应了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政治认知的独特性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近代以来，中国自我封闭的古老王朝，在西方列强以代表民族国家力量的大炮和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的全面冲击下崩溃了，并在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挣扎中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样一条追赶型的发展道路上，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模仿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成为了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快速地传播，同时也被中国所接受。在中国形成作为完整知识体系的政治学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学成为了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而倍受尊崇。虽然，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不兼容性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但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却未受到重视，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甚至在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一些人仍然要按照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现实，或者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
但是，这样的状况在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快速地推进，构建起了全球最为庞大的工业体系，把经济总量推进到了全球第二位，国家崛起在经济总量居于全球第二位后浮出了水面，而且发展的势头仍然强劲。中国对整个世界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重大和深刻。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认知。这样的事实不仅凸显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也凸显了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意义，进而还引发了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深远影响的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政治学无法全面而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矛盾就再也无法回避了，并促成了立足中国现实而对西方政治学的学术反思。今天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这种反思过程的必然结果。
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政治历史经验，今天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发展，中国模式凸显出来的中国道路等，都为中国本土政治学知识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厚实的现实基础。经过长期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不仅已经构筑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学有了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并且也形成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今天又实现了构建中国政治学本土知识体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上因素的突出并相互结合，就为中国本土政治学的构建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在此条件下，国家决策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明确要求，就顺利地将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推出了起跑线。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正在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今天，也许就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最佳时机。
中国政治学构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经验的概括和提炼，形成原创性的本土知识，并促成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所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在此基础上和过程中实现的。现实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方面，中国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但却没有形成学术概念构建进而通过学术概念来构建知识体系的传统; 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包含政治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都来自于西方的事实，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导致了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崇拜甚至是迷恋。这一切在长期持续的过程中又演变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对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脚步形成了无形的羁绊。如何突破这样的僵局，迈出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知识的坚实步伐，是中国政治学构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突破僵局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反映中国现实的学术概念。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都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近代以来形成的体现科学精神的认识方式———当然也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概念而实现的。概念是人的思维对客观对象的本质的把握，它构成了思维的细胞。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离不开概念。在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判断，对认识的对象进行断定。在判断的基础上，能进行推理，才能从一个或几个判断推出新的判断，进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西方政治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而构建起来的，是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之所以未能通过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加以表达，问题就出在未能将丰富的政治经验加工成为概念。由于缺乏作为对中国政治现实之本质把握的概念，所以就无法形成准确的判断和系统性的推理，当然也就谈不上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今天在中国政治学的构建中形成原创性的本土知识，也必须从学术概念的构建开始。
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经广泛地构建起来的条件下，作为现实政治经验之概括的概念，只能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并且是学术创新的结果。而在学术活动日益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条件下，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皆肇始于学术议题的设置。在丰富且处于流变过程中的经验事实中发现了“有意义的”问题，进而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将其界定为学术命题，才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探求或寻求问题之解的过程。今天中国在快速发展( 包含着政治发展) 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事实，改变以西方理论来解释和剪裁中国现实的惯常做法，就不难发现“有意义的”问题，并将其设置为学术议题，进而促成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对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只要我们不拘泥于现成的概念、判断和理论，切实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进而在占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加工”，就能揭示和把握事实的本质，进而以概念的形式来实现在思维中对对象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便能通过一系列的判断和推理，建立起一定的知识单元———这样的知识单元便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大厦的“砖”和“瓦”，从而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添砖加瓦，进而形成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当然，相关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也将包涵于其中。
概念的构建，将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着推动、拉动、牵引的作用，对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方面持续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效，才能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缺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状况的扭转产生影响，并逐步实现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时，在此基础上重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构建，也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应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而只有严整的理论才能直面这样的现实并达成目标。
此外，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在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勿庸置疑的是，中国也形成了认识中国现象和解决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智慧。中国有着悠久且持续的文明史，她能够在历史上创造辉煌文明的事实表明，她在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以及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有自己特有的智慧。尽管这样的智慧与西方通过逻辑体系来构建的知识之间存在差异，但它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适应性，因而也就具有合理性。如果能够将这样的中国智慧以科学知识的方式概括出来并充实到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当中，对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来说，也将产生难得的意义，也会使中国的政治学更具特色。
三、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并不是要将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推倒重来，更不意味着要抛开既有的政治学体系而另搞一套，虽然这样的想法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提出或持有。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因为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形成，并以生产和提供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知识为圭臬，目标在于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这样的知识供给，首要的也是主要的指向，是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从而达成有效地解释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目的。但除此之外，自主性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供给还应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世界目光，即以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知识来丰富人类既有的政治知识体系，实现对人类政治学的有效的知识供给。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的今天，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不应该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应该在与世界兼容、通融中成为中国联通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充实和丰富人类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中国政治学应有的气魄和学术自信，也是以学术作为软实力来服务国家崛起的需要。但中国政治学要为人类政治学供给知识的根据并不在于这种主观的自信，而在于中国发展对于世界具有重要影响这样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事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显著。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如果没有产生于中国并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和问题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或有缺陷的。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其意义或指向并不限于中国的范围，必将具有世界的意义: 一是为世界了解中国、解释中国的现实和问题提供有效的知识，二是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中国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这样的文明从未间断过，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纵观世界历史，公元1600 年以后西方国家的地位日渐凸显，尤其是构建民族国家并实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凭借民族国家所孕育的国家活力和工业革命催生的经济活力而快速发展，逐渐地把民族国家制度推向了全世界，构建了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塑造了世界秩序，从而使自己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中心位置。与此同时，古老中国的比较优势则逐渐丧失，并最终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但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获得了彻底独立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快速发展，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全面增强，在重塑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跨入21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苗头，仿佛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诸国由于移民问题导致的社会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所体现的逆全球化趋势等现象表明，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独大的时代行将结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在快速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也势不可挡，其对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和全球的发展方向的影响都是根本性的。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世界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格局和背景下，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如果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其普遍性必将遭受置疑，必定是不完备或有缺陷的。以西方政治学为代表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也需要得到中国本土知识的补充甚至校正，以增强其知识的普遍性和解释力，并纠正其偏见和突破由偏见而形成的樊篱。
同时，崛起的中国也不能在人类政治学发展和新的构建中缺席，而应在人类政治学中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将其发展成为国家的软实力。在世界历史发展已经出现新的苗头和走向的时候，不仅西方影响东方，东方也要影响西方。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崛起，也是文化的崛起、学术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崛起也需要学术、学科的崛起来提供支持。中国在发展中不仅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需要树立学术自信。
其实，西方也早有学者注意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经验的客观认知来实现西方与中国的联通。在20 多年前，中国史学家柯文( Paul A. Cohen) 就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命题。这代表了西方学者对在中国快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的重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学者不仅要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破除对西方知识的迷信，也应有一种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判断的学术担当，敢于和善于创造中国自己的本土知识，并将这样的知识融入到世界知识体系中去。
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总是以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基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无疑为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确立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能否在当今世界主流政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政治学构建中形成强有力的知识生产能力，进而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否促成中国的本土政治学知识与国际主流政治学的交流和融合，实现中国政治学知识的普遍化、世界化。
实现中国政治学与国际主流政治学的交流和融合，要关注以下两点:
首先，要解决好中国本土政治学知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长期以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构建，往往强调本土知识的特殊性，轻视或忽视了中国本土知识的普遍性，注重区域主义而忽视世界主义，因而容易将中国自身的知识构建封闭起来，使中国的知识构建自外于全球普遍性知识体系，对中国知识与全球知识的交流形成阻隔，最终走向自我孤立。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才能逐渐塑造和扩大中国政治学知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把中国的变成世界的。
其次，必须加强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对话，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中国政治学未能在国际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既与中国政治学本土性知识的供给不足直接相关，也与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流对话机制缺乏有关。且不论中国政治学者走出去参与国际政治学的交流对话的机制和途径不健全或缺乏的问题十分突出，仅就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论文在国外发表和中国政治学的著作在国外出版的情况来看，就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界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加强本土性知识生产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政治学的交流和对话，才能促成国际政治学对中国本土性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促进中国本土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交流和融合。
（注：原文刊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