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跨入21世纪后，我国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中国的崛起便浮出了水面。中国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凸显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国家的活动范围和国家利益大大超越于领土，已经稳定地覆盖于全球；二是国家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于国土空间的边缘地带，必须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边缘区域的功能。这样的现实又必然地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范围空前扩大，并已经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间场域中；二是国家治理和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疆域的边缘地带。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谋划中，边缘性区域的意义空前凸显，而这个边缘性的区域通常是用“边疆”概念来指称和描述的。
边疆的凸显这一事实，必然地将边疆及边疆治理的研究迅速地拉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传统学科在我国边疆研究方面已尽到最大努力，但取得的成果与现实的需求仍相去甚远。的确，中国迅速凸显的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某个或某几个学科有限的视野和进行的研究是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于是，我国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不仅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边疆问题，而且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等学科也介入了相关的研究，形成多个学科和众多学者共同研究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局面，边疆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边疆”也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了“边疆热”。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看待问题的独特角度。在多学科介入边疆研究的条件下，不同学科看待边疆、认识边疆的角度并不一致，于是便形成了边疆研究的多个视角。这样一种多学科多视角的边疆研究，正是边疆研究繁荣的真正内涵所在。但是，由此也引出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那就是边疆研究的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学科立场和学科视角来看待边疆，各自对于边疆的看法以及所形成的边疆观念并不相同，各种看法和观念之间的差异很大。众多研究者在边疆是什么的问题上缺乏基本的共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同一场合热烈讨论我国边疆问题的多位学者，各自所说的边疆并不同一甚至大相径庭，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冲突。这样的学术讨论可能会很热烈，但取得的成果却由于在基本问题上缺乏共识而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国外的边疆研究尤其是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的观点也纷纷被援引。国内的一些研究者甚至将国外的观点奉为经典，在讨论中国的边疆问题时把国外学者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更有甚者，还以国外的观念或理论来批判中国学者，把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的认识当成了绝对真理。
我国边疆研究中的认知冲突以及崇洋媚外的心态，不仅对准确认识我国边疆无益，而且还成为我国边疆研究繁荣背后的隐忧。当前我国对边疆的看法上缺乏基本共识的状况，无论是对于准确认识我国当前边疆的状况，进而进行有价值的研究，还是对于我国边疆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都是有害无益的；把国外的观点和理论奉为经典的做法，对我国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来说，则是一种消极的干扰。诚然，国外学者的边疆研究包括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的边疆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甚至具有启示作用，但我们不能无视其所秉持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与中国现实存在不一致甚至相抵牾的一面。再说，对于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完全能够对自己国家的边疆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说明。中国的边疆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学术自信。
我国边疆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现象表明，在我国已经出现“边疆热”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我国边疆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样的现状已经影响到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就“如何认识中国的边疆”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二、立足国家疆域认知边疆
边疆之为“疆”，自然与国家的疆域直接相关。其实，边疆乃国家的边疆，国家才是边疆主体和拥有者。诚然，在多学科介入边疆研究的情况下，对我国边疆形成多种多样的认识和界定具有必然性。但问题在于，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认知或界定边疆，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各种边疆认知、各种边疆定义或各个学者所说的边疆最终都要落实到国家的疆域之上，都无法跳脱国家疆域这个实实在在的基础。
国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形成以后，便把其管辖范围内的人们整合成为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既是政治形式，又是政治共同体。但是，无论是从政治形式还是从政治共同体来看，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皆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实现的，皆以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为前提。自然存在的地理空间区域一旦被国家占有或控制，便打上了国家的烙印，从而也就具有了国家属性或政治属性。这样一个为国家占据或控制并打上国家印迹的地理空间范围，便是国家的疆域。
纵观人类历史，不论古今中外，那些疆域达到相当规模且不同部分或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为了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往往把处于传统的统治区域外围或核心区以外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或措施来进行治理。国家疆域中这样一个处于边缘地带并被采取专门措施治理或实行特殊政策的区域，就是边疆。换句话说，边疆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将其疆域的某个区域界定为边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边疆。只有疆域规模较大且疆域不同区域间差异明显的国家，才会把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因而才有边疆可言。从经验事实来看，边疆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构建性。中国的边疆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疆域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构建起来的。
边疆是在国家疆域基础上界定出来的，但国家疆域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一种变化着的存在。自然的地理空间由于国家的占据或控制而成为国家的疆域，而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范围的方式，以及人类活动所能覆盖的地理空间范围本身，都是发展和变化着的。因此，国家疆域的性质和形态都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之中。从我国自身的情况来看，国家的疆域也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
对国家疆域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第一个因素来自于国家本身，主要是国家的主权体制。国家主权的概念是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在1576年出版的《国家论六卷》中提出的，随后荷兰的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但是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主权，则形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此后，国家主权随着民族国家的拓展而逐渐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国家体制和国际关系规则。在不存在国家主权的时代，国家凭借实力占有地理空间，构建自己的疆域。国家主权体制形成后，国家拥有主权以及主权管辖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成为国家的领土。领土成为了疆域的基本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全球化时代，致使国家活动在领土范围之外展开成为常态，进而促成了国家在主权之外控制其他地理空间范围的行为的增多并逐渐得到公认，从而使超越主权的国家疆域成为了现实。回顾疆域的历史可见，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内国家的疆域是无所谓主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疆域既有主权性质的，也有超主权性质的。
人类基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而形成的对自然地理空间的覆盖，则直接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具体形态。最早的国家疆域都在陆地上，为陆地疆域。随着人类海洋活动的频繁，尤其是受到马汉的海权论的影响，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受到重视并日渐突出，海洋疆域随之形成。20世纪初，飞行器和飞行技术的发明和提高以后，尤其是受到杜黑的“制空权”理论的影响，国家加强了对天空的控制，于是便出现了空中疆域。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美国于1980年提出“高边疆”计划以后，随着太空疆域概念的使用和相关实践的推进，太空疆域逐渐浮出水面。在地球表面之下的人类活动增多以后，底土疆域的概念随之出现。从国家疆域形态演变的过程来看，国家的疆域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从平面发展为立体，而且这样的过程并未结束，新的疆域形态还会出现。
在国家疆域不断变化的基础上，在疆域上界定的边疆也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其性质和形态都在不断地变化。就中国而言，疆域及边疆的变化与全球范围的疆域和边疆的变化基本保持同步。把中国的疆域和边疆置于全球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变化也是世界范围内国家疆域和边疆变迁的一个部分。
我国自秦汉之际在国家治理中建立边疆制度并开始塑造自己边疆之时，所谓边疆就是王朝国家统治的核心区之外的偏远部分，即王朝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往往随着国力的盛衰而变化。与此相适应，王朝国家的边疆的范围也会随之出现盈缩变化。清代与沙皇俄国先后于1689年和1727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古老的中国始有边界并初涉国家主权。近代以后，通过多个不平等条约才对国家主权、边界及其对国家疆域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辛亥革命在终结我国王朝国家历史的同时，也开启了古老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国家拥有了完整的主权，疆域也以领土的形式存在和巩固。于是，国家的边疆就是领土的边缘性区域。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的。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家活动覆盖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仅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海洋上管理着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还在对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等进行科学考察及和平利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某些区域的实际管控，因此便不仅形成了超主权的疆域，也拥有了新形态的边疆。今天的中国，不仅有陆地边疆，还有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太空边疆等多种形态的边疆。
上述事实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找不到一个天生就是“边疆”或被称为“边疆”的区域，“先定的边疆”并不存在，所有的边疆都是在国家疆域的范围内划定的，都是国家疆域的一部分。国家疆域是边疆形成和存在的基础。脱离国家疆域谈论边疆，只能是一种想象或者空谈。对于我国来说，也必须将边疆置于中国疆域的基础上，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认知和界定。
三、以发展眼光来看待边疆
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治形态始建于夏。一些论者认为，自那时起我国便有了自己的边疆。可是，这样的观点从来找不到确实的史料来为之证明。其实，夏作为国家的一种形态是十分粗陋的，及至商、周两代，国家形态在演进中有所发展，但仍属国家的早期形态，皆无法与今天的国家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形态虽然在形式上有了统一的政权，但实则各个区域皆由基于族群的诸候分别进行统治和治理，并不存在把国家疆域某个或某些区域区分出来进行专门治理的必要和可能。先秦时期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边疆。
秦统一六国后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后，国家拥有了统一而巨大的疆域，同时也就面临着如何对如此广大且不同区域间差异巨大的疆域进行治理的问题。王朝中央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便在将全国划分为多个行政区域而由王朝中央直接统治的基础上，按照先秦时期“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的观念，以王畿为中心而将王朝核心区外的边缘性区域确定为夷狄之区，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方式进行治理，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开创了边疆制度。汉承秦制并按照“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原则，将此种制度延续下来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使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制度趋于稳定。随着边疆制度的持续推行，国家疆域内处于边缘并与核心具有明显差异并被实施特殊治理方略的区域，便逐渐稳定下来并屡屡以“边疆”指称，从而就塑造了边疆。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边疆皆以王朝中央的所在地或中原为中心来划定，“主要是指封建王朝统治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尤其与其他政权实体相毗连附近的地区……通常指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并具有多种含义：首先，边疆是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性区域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外围性区域，王朝国家有必要在这些地方设置机构，实施政治统治并进行开发和经营；其次，边疆是华夏之外的其它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夷狄文化，有待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并对其开化；再次，边疆为山川阻隔，是远僻之地，不易通达，人烟稀少，经济落后，风俗迥异；最后，边疆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是军事设防的重要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价值。
海洋活动的持续进行以及海洋观念的出现，对边疆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曾数次东巡大海、刻石琅琊，射鲛鱼于海上。汉代以后，对海洋的利用和开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更是把古老中国带入了大航海的时代。随着海疆观念的形成和增强，人们开始有了海洋疆域的意识，海洋疆域逐渐纳入王朝国家统治的视野。清代以来，海洋疆域则受到进一步重视。与此同时，在海洋疆域上界定边疆的观念逐渐形成，海洋边疆逐渐凸显。
秦汉以后的边疆，皆以王朝中央所在地为核心而由内及外地划定边疆。由于疆域没有外部边际线，边疆的范围并不确定，边疆范围的盈缩变化时常发生。但17世纪末叶后，这样的情况逐渐改变。《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签订以后，古老的王朝国家开始有了固定的边界，世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外部嵌入到了王朝国家之中。随着边界的确立，长期存在的以中原为中心并由内而外划定边疆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发生了改变：王朝国家既要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也要由外及内地确定边疆，从而使历史上的边疆既有内部分界线又有外部边际线，进而催生了从疆域角度划定边疆的思维，使边疆的地域性涵义得到凸显。
辛亥革命以后，古老的中国抛弃了王朝国家，依据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来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构建，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转变成为民族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态的巨大转变。这样的转变促成了历史延续下来的边疆架构的重大调整：一是强调疆域和边疆的主权属性，注重国家的边界，重建边防并彻底改变有边无防的状态；二是更加重视海洋边疆，对海洋和海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边疆构架之中；三是采取大规模的实边、稳边行动，全面加强边境管理，把边境的安宁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环节；四是在全面开展边疆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基础上，对边疆进行了全面和持续的治理，促进了边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由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边疆架构增添进了新的内容，从而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适应了国家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中国崛起又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对中国的疆域和边疆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是国家更加重视海洋疆域，把海洋疆域纳入到国家疆域的框架中，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海疆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凸显；二是在主权性疆域的基础上重视非主权疆域，如专属经济区，极地考察站，海底科考区，利益疆域等，都被纳入到国家疆域的考察和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新形态边疆得到承认、受到重视。这样一来，中国的疆域和边疆的形态有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边疆观得以彻底改变。
中国边疆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在边疆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人们的边疆观念以及据此认定的具体边疆的范围和形态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古代边疆、近现代边疆、当代边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不论是性质还是具体形态都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将某个历史条件下的某种边疆形态绝对化，将其视为中国边疆的全部，并据此认为中国的边疆就是这个样子的，就会成为边疆研究中的摸象盲人，进而导致对中国边疆的误读和误判。因此，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边疆，必须将边疆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发展的眼光历史地看待边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边疆，才能形成正确的边疆认知。
四、全面而完整地认识边疆
经过长期的演变，中国的边疆形态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样的演变仍在继续，新形态边疆的形成不可避免。就现实存在而言，同时也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边疆范式，目前我国的边疆具有以下典型形态：
一是，陆地边疆。陆地边疆即我国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是我国边疆的传统形态。最早形成的边疆便是陆地边疆，它曾经是我国边疆的唯一形态。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在陆地边疆展开的，有影响的边疆治理方略都是针对陆地边疆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边疆架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国家特别重视陆地边疆，并常常以“边疆民族地区”来指称边疆，甚至直接把边疆看成是“民族地区”，把处理族际关系作为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边疆治理也被纳入到民族工作的框架内由主管民族事务的机关——民委——来负责。新世纪以来国家推出的边疆工程“兴边富民”工程，就是国家民委提出和推动的。近年来，我国边疆的其他形态日渐凸显，陆地边疆只是我国边疆形态中的一种的认识逐渐得到普遍接受。但是，陆地边疆仍是我国边疆的基础和主体，其他形态的边疆都是在陆地边疆的基础上构建的。我国今天边疆治理的绝大部分政策和措施，也是针对陆地边疆的。
二是，海洋边疆。我国的海洋边疆是国家的领海以及享有主权性权利的区域。我国海洋边疆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人们对海洋边疆的认知却长期滞后于海洋活动和海洋边疆的构建进程，远远落后于对陆地边疆的认知，从而导致忽视海洋边疆的现象长期存在。不过，这种状况在近年来已经得到根本改变。世界历史表明，大国之路皆始于海洋。中国快速地崛起，促成了国家对海洋开发的更大期待和更强的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决策层也在海洋的开发和维护问题上形成了坚强意志。党的十八大报告发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号召和宣示，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如此强大的国家意志，以及为实现国家意志的实际行动，尤其是国家维护自己海洋权益的强大能力的形成，更是使海洋边疆的地位空前的凸显。中国的海洋边疆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如此，海洋边疆是我国边疆重要部分的认知，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且不可动摇。
三是，空中边疆。我们头顶上的天空，曾经是飞鸟的世界，也被想象为神仙生活的地方。但是，随着飞行器的广泛运用，中国人逐渐把“上青天”的难事变成了平常事。在此条件下，我国陆地疆域和海洋疆域的上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日渐凸显，并促成了国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需求，从而使这一区域成为了边疆的一种形态。但是，只有国家能够对这一区域进行有效的管控时，它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台湾和美国的飞机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我国的空中边疆并不牢固。1962年9月，我国成功地击落美国的U-2侦察机以后，空中边疆才逐渐得到巩固。我国于2013年11月月3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这一区域也具有空中边疆的性质，从而使我国空中边疆的范围得到拓展。
四是，太空边疆。太空是指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高边疆”战略，把外层空间纳入到该国疆域的范畴，从而导致了太空边疆概念的形成和相关的实践。有学者指出：“太空疆域（天疆）既不是一个有形的空间，也不依赖于一国的领陆、领海、内水而存在。它被称为继陆、海、空后的‘第四空间’或‘第四疆域’。”我国主张对太空进行和平开发和利用，反对太空军事化。但是，在太空活动日益频繁、卫星等太空设施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太空资产面临的威胁日渐突出的情况下，我国也必须建立起维护自己太空资产的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太空资产的安全，从而形成对太空的特定区域的实际控制。这样的区域，就成为了国家的太空边疆或高边疆。
五是，利益边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利益外溢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活动的范围日渐拓展，国家活动稳定覆盖的区域的不断扩大，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活动也在领土外大量展开。在此情况下，如何对领土之外的国家利益进行有效的维护，成为了国家治理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描述和分析国家海外利益区域的概念需求，美国等西方国家创制了“利益边疆”概念，并使利益边疆现实化。“‘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学者们认为：“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领土边疆有明确的地理范围，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中国作为偏居一隅的封闭国家时的观念和边疆认知来框定现实的作茧自缚的思想就显得笨拙，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应该大大方方使用其他国家使用过的利益边疆概念来论述自己的利益，才能对自己的海外利益空间范围进行有效的述说和维护。中国的利益边疆，就是领土外国家利益稳定覆盖且国家能够有效维护的区域。
六是，战略边疆。“战略边疆”是全球化时代造成的国家利益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描述国家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在领土外投射影响力的范围的概念。具体来说，“所谓战略边疆，是指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也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区域，更是衡量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尺度。”中国有必要也完全可以使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自己的战略利益范围。今天，中国的海军已经实现了从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相结合的战略转型，还积极参与并圆满完成了也门撤侨、利比亚撤侨护航、地中海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等任务，已经成为世界安全稳定的维护者。今天中国的战略边疆，就是国家的战略能力在领土外的投射的范围。
此外，底土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等描述和分析新形态边疆的概念，以及运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我国正在凸显的新形态边疆的尝试也值得关注。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和崛起，新形态边疆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中国的边疆在发展中逐渐呈现出由单一性质、单一形态向多种性质、多种形态演变的趋势。现实存在的上述多种形态边疆，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边疆结构。因此，对于我国边疆，既要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同时还要把“树木”放到“森林”中来认识，才能形成全面的认知。由此观之，我国的边疆是一个由多种形态的边疆组成的整体。其中，既有主权性边疆，又有非主权边疆；既有排他性的硬边疆，又有非排他性的软边疆，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在此条件下，只有用整体思维来看待中国的边疆，把各种性质和形态的边疆放到一个总体格局中来分别考察，才能对我国边疆形成一种总体性的把握。
五、紧扣国家治理把握边疆
国家把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并塑造为边疆，并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抒发感情、寄托情怀的对象，而是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进而实现国家对全部疆域的有效治理。相对于核心区来说，边疆远离国家的核心区，是国家疆域中的偏远之地；有着不同于核心区的文化，生活着不同于核心区的人群；处于中央政权传导的远端，国家权力在传导中阻碍重重；深受他国的影响甚至面临异族入侵的威胁，是国家的军事设防之地。从国家统治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有着不同于核心区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并因此而显得脆弱。那些形成并存在于边疆，但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矛盾和问题，构成了国家的边疆问题。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来应对突出的边疆问题，由此便形成了国家治理中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治理。边疆的构建和演变，皆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我国的先秦时期，统一且集权的中央王朝尚未形成，国家的疆域即天子管辖的范围实则由各个诸候分而治之。国家的疆域形式上是统一的实质上却是分裂的。众多的诸候国各自为政，并根据各自面临的问题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但当统一而集权的中央王朝形成并实行郡县制进而由王朝中央直接委派流官对各个地方进行统治和治理之后，国家庞大疆域内不同区域间的巨大的差异性对王朝中央的统一治理就形成了挑战。其中，疆域的边缘性区域与核心区之间的差异性最为突出，对王朝的统治和治理的挑战也更为严重。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王朝中央才把核心区外围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方式或政策进行治理，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形成边疆制度。此后，随着边疆治理的维持和不断重复，那些边缘性的区域才被塑造为边疆。
边疆形成以后，边疆治理与国家的发展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统一的王朝，大都十分重视边疆的拓展和稳定，因而要运用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来应对突出的边疆问题，把边疆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不仅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边疆的安全，采取如羁縻制、土司制这样的方式因俗而治，采取子质、纳贡、和亲等手段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方政权的控制，而且还通过在边疆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发展边疆经济、开展边境贸易等方式来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王朝中央还通过开凿运河、从核心区到边疆的人口迁徙、迁移都城等方式来巩固边疆与核心区之间的联系。历史上分裂的时代，处于边疆的地方政权对边疆的维护和拓展也大都十分用心。因此，当这样的边疆区域再度统一到国家版图以后，边疆的范围往往得到进一步扩大。但是，到了王朝国家末期，随着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割占中国领土，中国原先的一些边缘区域已经不复存在。总之，我国历史上疆域和边疆的状况，与国家的边疆治理有着直接的联系。
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朝国家的历史而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在国家内部急剧变革、大量调整和外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国家对边疆进行治理的意志和能力明显弱化，边疆治理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的侵占却越来越突出和严重。由于如此，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最为突出和严重的边疆衰弱及边疆危机，进而导致了国家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疆域的安全和稳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种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对边疆框架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但国家也面临着边防不稳、边疆衰弱、民族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一系列严重的边疆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为了应对突出的边疆问题，国家持续开展了成规模的边疆治理，一是加强边防建设和边疆管理，巩固边疆；二是在边疆持续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加强对边疆的治理；三是开展全面、深入的民族工作，疏通民族关系；四是对边疆地区的基层社会进行持续的改造，促进边疆跨越式发展；五是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促进边疆发展；六是大力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改善边疆人民生活。如此一系列的边疆治理举措的实行，使边疆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时代的强音，奔赴边疆、建设边疆成为热血青年报效祖国的时尚选择。
我国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时期。在此过程，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总体地位逐渐下降，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曾经的边疆政策中的相当部分不再继续实施。由于国家对边疆治理的弱化，曾经轰轰烈烈的边疆开发和边疆建设逐渐沉寂，边疆也因此而较少受到关注，逐渐定格为从国家核心地区或内地来看的“遥远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研究也逐渐步入低谷。
跨入新世纪以来，经过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已经实现，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强边疆治理、加快边疆发展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意义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国家也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于边疆，全面加强边疆治理，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加强边疆治理的政策和措施。因此，边疆治理便一步步地加强，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也逐渐地上升。边疆治理的加强和地位的提升，再一次将边疆凸显于国人的面前。各种介绍边疆、宣传边疆的电视节目也大量出现。中央电视台的《远方的家》、《边疆行》、《沿海行》、《北纬30度中国行》、《百山百川行》、《江河万里行》和《长城内外》等介绍边疆的电视专题片，就是在此背景下推出的。这些节目的推出，又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对边疆的关注，激起了民众对边疆的更大热情。
中国的崛起浮出水面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内部形势和外部形势的变化更加深刻，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范围空前扩大，边疆治理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更加突出。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边疆治理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决策层不仅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政策宣示，而且推出了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措施。相比于以往的边疆治理，目前的边疆治理的范围更加广大，不仅注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海洋边疆的治理；不仅注重主权性边疆的治理，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非主权边疆的治理措施，形成了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边疆治理格局，使边疆治理在国家的治理、发展和崛起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十九大的报告，更是提出了一系列边疆治理的重大决策，把边疆治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此强调边疆的意义、高调宣示加强边疆治理还是第一次。可以想见，随着党的十九大关于边疆治理的一系列部署的落实，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升，边疆的发展和变化会更加突出，边疆内涵会更加丰富，人们对边疆的关注和认识会更加广泛和深厚，边疆研究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概括而言，我国于秦汉之际建立了边疆制度以后，边疆就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边疆受到关注的程度也与国家的边疆治理直接相关。因此，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就成为认识和理解边疆的一个重要角度。脱离国家对边疆的治理，或者把边疆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分裂开来，就无法对边疆作出准确的说明。
六、讨论和结论
在我国现行的边疆认知冲突中，有一种边疆认知最有影响，也是导致边疆认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把历史上长期延续的边疆认知和边疆观念视为经典，进而将其绝对化，不仅拒绝承认近年来新出现的边疆形态，而且对根据现实形成的关于边疆的新的认知和观念主动出击，引出了许多无谓的争论，对客观准确地把握我国今天的边疆状况形成干扰。
此类现象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和存在也有其历史的根源。我国边疆自秦汉之际形成后的发展演变持续了2000多年，但绝大多数时间边疆的变化都十分缓慢。千百年变化不大的边疆，在为已经形成的边疆认知和边疆观念的合理性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导致对于边疆的既有认识和观念的固化。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边疆架构随着国家形态的根本转型而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但相当长时间内强调边疆的民族问题并以族际关系问题取代其他边疆问题的政策认知及其实践，又为以陆地边疆为核心和以族际关系界定边疆的传统边疆认知的延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把传统的边疆认知塑造成为一种强大历史惯性和习惯势力，也为一些人将传统的边疆认知和观念奉为天经地义的态度提供了支持。在此背景下，把传统的边疆认知绝对化，拒绝以新的角度来定义中国的边疆、拒绝接受新的边疆认知和边疆观念，就成为当前边疆研究中的一些人的基本态度。
然而，今天的时代已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化时代的形成而有了新的规则和主题，今天的世界已经由于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有了新的格局，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地融入世界而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并日渐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中国自身的情况和面临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还有必要把传统的边疆认知视为经典而牢固坚守吗？
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在我国面临着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刻，对国家边疆的准确认知和界定，攸关对我国疆域形态变化之后关于边疆的准确描述和知识体系的形成，攸关新形势下国家边疆的构建和塑造，攸关我国的边疆研究能否为国家的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支持。因此，根据新的形势而形成对边疆的正确认知，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承载着由时代提出的历史责任。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在边疆认识问题上抱持传统知识而不愿接受新的观念，就不仅会因食古不化、抱残守缺而影响到边疆研究的发展，而且会对国家的边疆治理造成干扰或误导。
今天我国的边疆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全面地审视中国边疆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把我国的边疆置于国家疆域的基础上，结合世界疆域变化和其他国家的边疆实践，从自己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对我国的边疆形成准确而完整的认知。在此过程中，自然需要挖掘我国传统边疆认知、边疆观念和边疆治理方略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中吸取智慧，但不能因此而背上历史的包袱；需要借鉴国外的边疆实践和边疆研究的成果，又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并保持自己的学术自信；既要对边疆的特定形态进行专门和持续的研究，又不能将其绝对化而以偏概全。为了客观、全面、准确、完整地认识中国今天的边疆，必须坚持国家视角，把边疆置于国家疆域之上，以历史的眼光、紧扣国家治理、全面而完整地进行认识。
（注：原文刊载《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