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指出，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还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华民族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在《中国史叙论》中七次使用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代。但从其时代区分来看，当时所指的“中国民族”，实指相对于他族而言的汉民族。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不过其在文中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有时指汉族，而有时又指称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诸族。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涵义再次作了修正和阐释，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从中可见，中华民族的概念日渐清晰。1905年，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进一步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至此，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并在形式和内容上厘清了这一概念的内涵。
伴随着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意识的转换及调适。就中华民族认同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基于革命动员而喊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不仅充斥着反满、排满的情绪，甚至还一度渲染了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客观上造成了族际关系的紧张。就国家认同意识而言，由于王朝国家时代国家认同与王朝认同的契合同构，也使得国家认同对王朝认同形成了高度依赖。而在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急剧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国家认同难免会因清王朝的衰退而发生断裂，或出现认同的流失。因此，“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者的角色转变，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从而全力专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和的事业。”而这种转换和调适，就是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五族共和”主张确立为政治原则，进而在国家形态转型中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国民化，“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合为一大紧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凸显。顾颉刚等人深感在中华民族中析出不同民族的隐忧，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在其创办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先后撰文，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观点，指出“五大民族”的名词虽非敌人所造，但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中国人本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观念。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不论是汉人还是非汉人的文化，“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力倡“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顾颉刚呼吁“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同时还呼吁“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该观点的发表，曾一度引发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论辩，掀起了中华民族研究的新高潮。
20世纪80年代末期，费孝通深感“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加之“出于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在应邀参加的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演会（Tannerlecture）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且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认识仍歧见颇多。其中的一些认识，要么否认多元一体的基本历史和现实；要么以多元而否定一体，变相主张你是你、我是我，你我各不相干；要么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主张上操之过急或矫枉过正。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对立观点：一种是“讲中华民族，就不能讲各民族”，另一种是“讲各民族，就等同于否定了中华民族”这两种认识，实际上割裂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不符合各民族“共筑大中华”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二者之间，乃“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土豆同土豆口袋的关系”，不能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把各民族放在口袋里就行了”。习近平还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无疑起到了一锤定音、定纷止争的作用，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谋划民族工作、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智慧和卓越远见，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中华民族观。
二、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需要
与历史上政学两界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或主张不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集中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方位”党对自身初心和使命的科学认知。这一认知，科学、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才能梦想成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全面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是民族利益的坚实政治屋顶，民族则是承载和支撑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的幸福感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紧密相连，同时也会影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国家构建和建设的历史都一再表明，只有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民族和人民才能从中获益，否则将陷于国家贫弱、民族衰落和人民离乱的境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要实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统一。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来说，也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归根结底就是要造福人民，让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取向。以人民为中心，本质上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坚持治国理政的人民立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围绕人民谋发展及依靠人民推动发展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了这种统一，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凝心聚力，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大家庭”叙事和“共同体”话语。“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如此，两岸同样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同属中华民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两岸同胞从来都是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两岸同胞都是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推动者、获益者。”因此，两岸双方都应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拼。”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从根本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思想特征和时代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和政治安排。这一构想和安排，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首先，从世界大国兴衰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离不开坚实且有力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即国族，中华民族就是当今中国的国族。历史上，世界主要大国的崛起和兴衰，无不与国族建设紧密关联，这也正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西欧的民族国家在建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一方面，民族国家为新兴的民族披上了政治的外衣，而且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利益保障，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从而激发了民族共同体巨大的创造活力，促进了民族的强盛；另一方面，日益兴盛起来的民族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推动国家走向强大。”历史上那些民族众多的国家，尽管导致其衰落或分崩离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各民族并未真正整合为一体或形式上的“一体”最终在事实上走向分裂，几乎都是这些国家走向衰落的一大诱因。如苏联的解体，中外学界就普遍认为与苏联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不无关系。即便是在当今的美国，关于我们是谁？（Who are we?）的国家特性/国民身份也“存在着一些引人迷的、重要的问题”。
其次，从当今中国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只有一个更加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方能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不论是中国的国家崛起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就必须冷静审视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只有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建设好，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次，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来看，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压舱石”。“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纵观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从来都是民族分裂和国家离乱相伴相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相辅相成。自古以来，族际关系都是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族人民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我国的56个民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要筑牢，“中华民族越是统一、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就越是雄厚。”为此甚至有学者还指出，“如果我们在指导民族工作时注重‘多元’而模糊了‘一体’这个主线和方向，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最后，从56个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自觉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的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56个民族之“民族”与中华民族之“民族”有着质的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而非“土豆同土豆口袋的关系”。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56个民族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各民族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紧密相连。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相比，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反观中国的国族建设，‘应有’与‘现有’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状，全面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一直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建构起来的。如美国学者白荷婷就认为，当今的壮族就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为促进中国的民族国家整合而建构起来的。在少数民族被建构起来后，许多依“少数民族”而设的政治权利纷纷接踵而至，被人为地赋予了相应的政治属性而逐渐实体化。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则显得被“虚置”，而一些带有符号性、边界性的政策举措，要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缺乏相应的认同整合设计，要么激发了始料未及的民族认同意识，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的迟滞。这就使得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建设迟滞于少数民族的建构，中华民族的认同建设落后于民族认同的强化。
第二，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共同体感”，也就是“共同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需要被共同体内的个体在主观上所感觉、感知”的“认同感”或“我们感”，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乃“中华民族大家庭”意义上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族民众自视其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中华儿女自觉将自身命运系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归属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之“民族”与各民族之“民族”常常出现语义和概念的混乱。这一混乱，也折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薄弱。加之我国“少数民族”的建构性特征，使得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从“想象的共同体”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民族实体，实体化的少数民族在成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基本对象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则缺乏应有的理论和现实关照。
第三，需要进一步消解影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重构了民族关系，还有效维护和增进了民族团结。但也要看到，当今中国影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如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的政策举措在兼顾差异、协调族际关系同时，还需进一步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统一的长远利益。虽然“民族团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旨在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中国的国家统一，但在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上，不仅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加强民族团结的载体和方式，还需建立健全维系民族团结的机制纽带。
第四，需要进一步优化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陈连开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时，专门对中华民族的地理、民族和政治结构作了阐释。其中，得天独厚的中华大地、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点的历史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而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的辩证运动”，你来我去，此兴彼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各具个性，又有多层次共同性。就政治结构而言，“任何民族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结构组成民族，其最高形式就是国家。中华民族当代的最高政治结构，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然而，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或者说，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结构性张力。即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其民族意识的激荡、族性的张扬、国家认同的衰微，都会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整体性就可能被解构”另一方面，是结构性失衡。即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差异的扩大、民族区隔的固化、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矛盾的激化，都有可能引起结构性失衡。
第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为完善和科学的中华民族理论作为支撑。我国的民族研究，由于长期以来多聚焦于“民族问题”，研究对象多偏重于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的系统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在民族事务中，甚至一度“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在理论研究中，“多”讲得多而“一”讲得少，甚至因“多”而忽略了“一”，因此中华民族概念要么因争议颇多或歧见丛生而缺乏必要的概念和理论共识，要么在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虚置。事实上，中华民族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议题。从长远看，这一研究的价值取向最终将会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研究中，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无疑是当今中国民族理论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辩证看待“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科学把握该理论的立论基点，进而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发展中华民族理论。
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政治资源。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更加稳固坚实。就目前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如下五个重要方面不容忽视。
第一，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建设。随着时空的流变，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通过重识“他者”来重构认同。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若只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对置于“56个民族”这样一个时空场域，显然不足以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相反，若进一步将二者引向“世界民族之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空场域，不仅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利于从“中华儿女”的层面来寻求和重构认同。从当今中国的政治认同与认同政治来看，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个认同”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因此，还需着眼于“五个认同”来统筹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建设，实现“五个认同”的有机统一。认同有时还是一种生存策略，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来说，生计和生存抉择有时也会驱动认同的生成与变化。正因如此，我们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还需“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党的十九大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进党章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被写入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章和宪法的相应修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相应的法理基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要铸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本质上是各民族自觉把自身命运同中华民族命运连紧紧连在一起，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意识。这种意识，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民族团结意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要铸牢全体中华儿女或中国人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本质上是全体中华儿女乃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海内外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华儿女的意识。这一意识，则同祖国意识、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密不可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层次，也意味着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海内外统筹兼顾，二者不可偏废，各有侧重方能形成合力。
第三，系牢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们既要继续“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还需适应时代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变化系牢民族团结的纽带。从民族团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民族团结离不开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政治上的持续整合、文化上共享的精神家园和法律上的有力规制，四者分别构成了维系民族团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纽带。系牢民族团结的经济纽带，就是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高各民族间的经济依存度，真正让各民族在经济生活中同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系牢民族团结的政治纽带，就是要通过发展民族理论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策和制度设计，“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系牢民族团结的文化纽带，就是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系牢民族团结的法律纽带，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严格区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坚决依法打击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和民族分裂活动，“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
第四，筑牢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在政治上与国家长期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关系。在当今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大家庭，是包含各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屋顶”。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政治结构。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中华民族的凝聚还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建设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纽带和联结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党作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政治核心，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国家。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的。因此，要巩固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不仅要消解结构性张力、防范结构性失衡，还需要筑牢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三者间的政治结构。
第五，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发展中华民族理论。发展中华民族理论，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向着“为了前进，为了在今后年代中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继续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优秀民族，为人类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发展中华民族理论，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政治凝聚核心的阐述。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凝聚，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凝聚核心不容忽视，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政治核心，并从政治上加快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这种凝聚，反过来又增强了党自身的核心凝聚力和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发展中华民族理论，要结合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增强理论自信，防止盲目引入西方民族理论政策可能给中华民族理论带来的理论纷扰和理论误区；发展中华民族理论，还要把我们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及时吸纳进中华民族理论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遂，对丰富中华民族理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更加自觉地坚定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只有坚定和增强“四个自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才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体来说，就是要坚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时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
（原文刊发《社会主义研究》2018第4期，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